所以说是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亦即讲良知主要就是为了讲工夫所依赖的本体，讲本体即不能不讲良知，两者便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由此良知便成了本体的代名词。23王阳明:《传习录》第119条，《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9页。

薛侃曾问阳明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的问题，阳明在回答中除了强调真切，还点出了人所本有的是非之心：总是志未切。虽受私欲遮蔽，但无论如何，本体都不会彻底受蔽而中断，因而可以始终对工夫发挥推动与引导作用。【41】功夫不离本体，是说工夫不能专务求静于内或逐物于外，而要在本体主导下进行，如此才能称得上是本体工夫。具体论述可参傅锡洪:《朱陆之辩再论:理论症结，内在关联与话题选择》，《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若决意向前，则真往矣。

表达工夫观念的主要命题，则有知行合一、心外无学、去人欲而存天理和立诚等。事实上，本体的指引和推动，或简言之，本体支撑的问题，本就是内在于诚意工夫，而必须得到解决的问题。故当而无伤者，非仁义之招也。

但玄学清谈旨在探讨名教本原及名理之讲求，如果一定要找思想根源的话，导致西晋灭亡、中原沉沦以及江东政权最终弱于北方的，并不是名教、儒学不够兴盛，而正是其被玄学贬责的失本异化而说教流行、积弊丛生。因此，实不应将灭亡原因归于玄学对之纠偏还不够切实有效及流衍出新的问题，况且玄学与儒学也不是相峙对冲、此消彼长的关系，魏末至西晋玄风愈盛，司马氏则以家世诸生，较之曹魏尤重经学，史载当时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后来拯晋国祚的王导、谢安等人，亦皆为兼好玄学的儒生。（作者楼劲，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教授） 进入专题： 儒学 经学 玄学 魏晋南北朝 。无论如何，玄学确实丰富、拓展了儒经义解，修正和强化了儒学关于名教体系及其本原的理论，同时也发挥发展了老庄、名理乃至佛学等说，使之汇聚交融于对其时所行秩序体用本末的认识。

直到清代的部分学者，更以为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至于其发展到唐、五代时期的状态，则可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示西陲偏地流行的有关读本之况见其大概。

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闲人…… 其下文即以为士人所以不肯专儒，兼通文史，是因其既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已足立身处世，遂可兼求旁通而何必专攻经解徒耗光阴。当然现代学者也有自己的执着和问题。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可见南朝幼童仍先学六甲习书、数，乡间小学除习《孝经》《论语》外，也把《诗经》等列入课程。

所有这些政治实践和探讨的理论基础，无一例外是与纬书相连为说的古文经学。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魏晋至唐，《列女传》《女诫》《女孝经》《女论语》等书不断涌现，皆为三从四德等观念影响士女及于庶民的反映。两晋以来今文各家大多凋零失传，古文学优势进一步巩固，其诸多注解义疏实为当时经学发展及其深刻影响社会各领域的集中代表，历南北朝隋唐而莫不皆然。

这些状况说明儒学常识化早已抵达西北地区基层，即便吐蕃治下的沙州寺学亦然。《周易·乾卦》王弼注有曰：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即强调了本原问题贯于万物而通其本性之切要。

三年之后，便白其兄：兰欲讲书。此虽着眼于章句训诂，但态度亦较长短并说的隋志偏激。

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凡此足见王、何、嵇、阮、向、郭诸人，皆有鉴其时名教失本之弊，力欲使之真正合乎圣人本意和万物至理。由于学界论之已多，在此毋庸赘述董仲舒等经师续加阐释的理论体系，是要落实、巩固儒家倡导的统治理念和伦理准则，遂着力以天道为其系统有序并合乎宇宙至理的本原。正因如此，玄学对当时儒学体系和名教秩序的质疑、修正，其代表人物离汉儒所阐经解、叛汉儒所演天道的众多理论建树，正所以维护、发展而不是要打倒名教及其所基的经学，故其不仅不是儒学僵化、衰落的反映，而恰恰是其富于活力、兼容并蓄的体现。这两条佚文是说有条件的幼童一般须入小学习书、数，同时诵习《孝经》《论语》以为儒学初阶，成童得入大学深造者则习五经。可见南北朝士人幼习五经已趋普遍。

这当然是魏晋以来经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极大充实、更新汉儒所释的体现。其说既起，因其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力不容忽视，各派人士遂纷陈其说，各抒己见，遂有所谓魏晋玄学风起云涌的历史画面。

关于魏晋时人谈玄论道的出发点，王弼《老子指略》有曰： 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雠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

《左传》杜预注以经、传合一，明其义例，综取各家以为诠解，不仅集成《左氏》之学，亦开《春秋》研究新风。随着讨论深入，魏晋以来儒学发展的更多侧面得到揭示，衰落说从立论到证据的问题，亦已空前明朗起来。

若再考虑曹魏始崇古文经学而今文渐衰，汉末学术重心又下移至士族世家，其势自魏晋以来持续发展，影响至为深远。而其进一步以契合天地万物本性的自然形上之道为天道背后的终极本原，基此阐发名教所蕴的圣人本意或名教体系的合理状态，实际上与董仲舒当年以笼罩宇宙的天道来统一人间秩序一样重要而迫切。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又如《晋书·儒林传·序》曰：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

但古文经学仍缺少对圣人出世、天命转移的系统阐述，遂又须借助于依傍儒经、神化圣王而多谶言的纬书。这些教材从多个方面体现、阐扬了儒经观念，其大量涌现，实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重要现象，也是秦汉流行的书学教材大都在隋唐前失传的主要背景。

二、儒学常识化趋势及相关现象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王霸杂治，到东汉儒学在统治指导思想中的地位趋于巩固，与之相伴的，是儒学之影响深入社会各领域。从人能弘道的角度，这应当说是处于艰难时世的魏晋南北朝儒学所以仍能获得巨大成就、相关经解著述所以繁盛的基本原因。

梁朝皇孙以下，总丱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已后，便从文史，略无卒业者。所说‘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即魏晋南北朝人称的玄言，而所以概之为玄言，是因道既冥默超绝难以言说，无以名之而姑谓之曰玄，其言自必抽象深微，玄之又玄。

当此之时，人们力欲正本清源，为澄清名教的合理内涵而深究圣人本意，为明其崇本息末、内圣外王之义而援老、庄之所说。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作为官方推崇的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魏晋以来的儒学固然存在神圣化、教条化和利禄所归、鱼龙混杂等大量问题，却也始终保持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一面。则所谓两晋莫不弃儒崇玄并非实情，若进而以不足取信的玄学祸国论证明其时儒学衰落，恐不免误上加误。

所谓儒学常识化，即指其从特定学说不断社会化为公共知识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普及成为常识的进程。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

作为华夏政治文明长期演化发育的结晶，秦汉建立的王朝体制确有其不可及处，但在有序易代问题上暂时还是一片空白，其家天下体制特质又注定有些统治危机非易代即难消解，若以暴力进行则势必血流漂杵，遂须寻求和平过渡之方，使皇家易姓而基本体制和秩序仍得存续发展。本文前面所述，应可表明其说碍难成立。